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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醫的由來


由於儒學在封建社會各學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,因而“儒醫”是醫家中最高的稱譽。尤其到了宋代,醫學被認為是實現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徑。



範文正公(仲淹)在年輕尚未得志時,去靈祠禱告求籤,問道:他日能成為宰相嗎?得到否定的籤後,便說,如果不能實現的話,就作一個良醫吧。


因為作良相固然可恩澤天下,既然神靈不允,那麼能實現救人利物心願的,就莫如良醫了,因為作為良醫上可療君親之疾,下可以救貧民之厄,中可以保身長全,除此以外,沒有更好的途徑了。


此後,“不為良相,則為良醫”就成為了曠世流風、儒士箴言,儒醫的傳統便形成了。


當然,要成為儒醫,就必須有一定的儒學修養,宋代設立了特有的教育機構~~醫學,它完全仿照太學之例。


宋徽宗還頒詔,將醫學脫離專管宗廟禮樂的太常寺而隸屬國子監(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),從而使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,以“教養上醫,廣得儒醫”。


並且按等級任命醫官,使儒醫的地位得到確立,從而開闢了一條“醫而優則仕”的道路。儒醫的提倡實質上達到了以儒學幫助醫學、改造醫學的作用。


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醫為羞,不少士大夫親自整理收集驗方、家藏方,如陸遊的《集驗方》、蘇軾和沈括的《蘇沈良方》等都屬此類。

  
同時,客觀上受宋代儒學“格物致知”學風的影響,不少宋儒也將研討醫學作為格物致知的對象,如王安石即自稱:“……,至於《難經》、《素問》、《本草》、諸小說,無所不談,農夫女子,無所不問。”


又如北宋末年寇宗奭,宦遊期間頗能留心醫藥,因發現當時本草著作不無脫誤,於是深入實踐,反複驗證,搜訪十餘年,撰成《本草衍義》一書,太醫學稱此書“委是用心研究,意義可采”,對後世影響很大。


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醫著《格致餘論》中論道:“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。”其也是棄儒從醫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
其後清代兵部尚書、湖廣總督吳其浚宦遊所到之處廣收植物標本,繪製成圖,編成《植物名實圖考》,為我國第一部大型區域性植物誌,對植物分類學及本草學均有較大參考價值。


此外,儒醫之說還適應了相當一部份落魄儒士的需要,既可滿足他們的精神心理需求,又可用來謀求生計。


故因舉業不成、國亡不仕或因忤罷官而改從醫業並成為著名醫家的不勝枚舉,如董汲少年時考進士落第,遂放棄舉業從事醫學,成為宋崇寧大觀年間(1102年~1110年)的名醫,著有《斑疹備急方論》、《腳氣治病總要》、《旅遊備急方》等,傳世至今。


再如朱肱出身世宦豪門,元祐三年(1088年)中進士,歷任雄州防禦推官、知鄧州錄事、奉議郎等職,後因忤旨罷官。他身處逆境,常以賈誼的“古之人,不在朝廷之上,必居醫卜之中”自勉,隱居杭州大隱坊,潛心醫學,深入研究張仲景《傷寒論》一書,幾易其稿,前後經二十餘年時間,終於撰成《類證活人書》,流傳甚廣,影響深遠。


其他如汪機(號石山,著《外科理例》)、李時珍(著《本草綱目》)、葛可久(著《十藥神書》)、楊繼洲(編《針灸大成》)、汪昂(著《湯頭歌訣》、《醫方集解》)、陳念祖(著《醫學三字經》、《時方歌括》等)……,均為由儒而醫或亦儒亦醫者,構成了中醫學史上蔚為壯觀的儒醫群芳譜。


由於他們的儒學修養功底較深,故最後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於一般的醫家,在著書立說方面尤為突出,這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醫學遺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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