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福慧雙修”是佛教的根本教法。如《涅盤經》卷27云：“二種莊嚴：一者智慧，二者福德。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種莊嚴者，則知佛性。”《華嚴五教章》卷二云：“此終教中論其實行，從初發意即福慧雙修，故成佛時無別修也。”
太虛大師在《人生佛教》中也曾經指出：“真正所謂成佛，必具二要素：一智慧，以智慧力故，體察諦理斷諸煩惱。二福德，以福德力故，莊嚴國土，潔淨身心。佛之所以成佛，即由此二力圓滿無缺故。”
佛教之“福慧雙修”蘊含著極其深刻的人生智慧，無論是對世俗人生還是尋求解脫、超越者，都有很多啟發之處。
首先，“福慧雙修”有權有實。所謂“權”即權宜之義，指為時之需所設之方便；所謂“實”，即“真實不虛”之義，係指永久不變之究極真實。
“福慧雙修”之“權法”，指的是佛教對於世間的財富與智慧亦持有一種肯定態度，因為這是屬於“世間”善法之一。但其“實法”，是在出世之“福慧”，以及其實踐“六度萬行”上。
對於世間“福慧”之肯定，如《善生經》中佛陀對善生之教誡云：
“積財從小起，如蜂集眾花。財寶日滋息，至終無損耗。一食知知足，二修業匆怠，三當先儲積，以擬於空乏，四耕田商賈，澤地而置牧，五當起塔廟，六立僧房舍。在家勤六業，善修勿失時。如是修業者，則家無損減。財寶日滋長，如海吞眾流。”
分析一下這段經文可以看出，對於世間財富之獲得，佛陀建議用一種合理合法、勤懇積極的態度與方式（智慧）去獲得財富，這種“智慧”在《雜阿含經》（經48）中又稱為“黠慧”，而對於財富之守護，佛陀也提出了很多建議，如“不信奸邪人，及諸慳吝者”等，儘管謀財方式古今迥異，其精神實質還是一樣的。
但世間這“福慧”是“有漏”的，除了能給生活帶來些許便利外，並不能解決真正的人生問題，按照佛教的說法，人由於煩惱所生之過失、苦果，而在迷妄世界中流轉小停，難以脫離生死苦海，此為人生之根本問題。欲解決此問題，“福慧雙修”之權法是力所不逮的。
其次，“福慧雙修”有先有後。就世間與出世間的福慧而言，應是“世間”為先。
《大般若經》中認為，如果一個人世間福慧不夠，那麼出世間的福慧更是無法企及的，更無法領略佛法般若的真實意義：“有愚癡人為魔所使，未種善根，福慧薄劣，……自於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能聽聞乃至演說。”
故佛教有“修道資糧”一說，因為世間的“福慧”是成就出世間“道業”的必要條件與基礎。這就提醒我們，如果只是志存“超越”、“解脫”，而不顧世間善法的修行，那就是“地基”沒有打好，恐怕也不太容易取得出世間的成就。
就“福慧”自身修習順序而言，則應該是“福”先。
關於“福慧”積累，佛教有“六度”之說：佈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(智慧)，“六度”針對的是不同方面，但其順序卻是不容紊亂的，即先由“佈施”、“持戒”入手“修行”。
蓋“佈施”、“持戒”通乎“世間”、“出世間”，前者是一種“積極”的利他行為，後者則是一種“消極”的利他行為。從此入手，如爬樓梯，如登高山，拾級而上，方能成就智慧。
另外如在《佛說吉祥經》中，佛陀提出的忠告也是先從“遠避愚癡者、親近智慧人”入手，漸次談到“居住適宜地”、“廣學長技藝”、“善能養父母”、“幫助眾親眷”、“邪行須禁止”等世間善法，進而進入“參訪眾沙門、適時論信仰”、“克己淨生活、覺知四聖諦”、“了悟於涅盤、世事不動搖”的出世間“福慧”善法。
從這點上來看，佛教是重“實行”而非“玄想”、重“利世”而非僅“自利”、重漸次修行而非一蹴而就、躐等而行的。
最後，“福慧成就”有主有次。無論是世間福慧還是出世間福慧，都是以“智慧”為主導的。“出世間福慧”講究“空慧”，“世間福慧”講究“黠慧”。後者要以種種善巧方便帶來財富的積累。
從相關經典看，佛教是反對通過種種不正當手段一夜暴富的，所以屢屢勸人要有“營生之業”，要“始學功巧業”。即便是想要成就世間的“福業”，那也必須遵循“正道”才可以，否則只是成就“財業”，自己並不能享受此財富帶來的“福報”、生活的便利、社會的聲譽等。
遵循“正道”求財需要智慧抉擇，其實質終究是和出世間的“福慧”一樣，都是以成就無偏無執之利他道德行為歸宿的。
特別是在積累了一定的世間“福業”之後，如果不以佛教提倡的出世間智慧為主導，不以精神、道德之追求為終極，則鮮有不驕奢淫逸、敗德喪家者，這大概是古今中外的通例。
如基督新教衛斯理宗創始人約翰‧衛斯理曾經說過：“當財富增加的時候，傲慢、情欲，各種各樣的俗世之愛也會隨之而增強。……凡是財富增加的地方，宗教信仰的精粹就會相同比例地減少。”
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沒有宗教的出世智慧(如佛教的“空觀去執”之智)作為主導，那麼所積累的世間“福慧”恰恰會變成“一間像鋼鐵一般堅硬的牢籠”(馬克斯‧韋伯語)。
人生活在其中，安全、方便是有了，但終究是沒有終極智慧的聲色沈迷之徒，在佛教看來，這樣的人生還是蠻可憐的。綜上所述，佛教所提倡的“福慧雙修”內含著深刻的人生智慧，對於今天的人們還是不乏啟示、教育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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